26岁理大男生吕世瑜去年承认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他原被判监3年8个月，惟控方引例指案件属“情节严重”，须判囚最少5年，法官胡雅文遂改判监5年。吕昨上诉至终审法院，就《香港国安法》第21及33条，争议刑期分级机制，质疑“情节严重”案件不能因被告认罪或求情而减刑至监禁5年以下，对被告不公；律政司一方则指，严重罪行如谋杀罪亦有特定刑期，不论情节一律判处终身监禁。终院5位法官押后颁布书面判词。据悉，吕原定明年1月出狱，如上诉得直，相信可实时获释。

26岁上诉人吕世瑜由资深大律师彭耀鸿代表，律政司由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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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提出的两个法律议题为：《国安法》第21条中关于罪行属情节严重者的判刑条文，即“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该如何恰当诠释？特别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是否属强制性?；《国安法》第33条指明的3项减刑条件是否已“尽列无遗”？法庭可否基于其他求情理由而减刑至五年以下？

指量刑应有“光谱”非一刀切

彭提到吕世瑜及早认罪、有悔意、积极参与义工服务等，如果另一同罪罪犯的案件同为“情节严重”，但没有悔意又案底累累，却获得同样判刑，判刑便属不一致及不公，刑期分级制应是一个量刑“光谱（continuum）”，而非“一刀切”。

彭又指《香港国安法》分级处罚机制前后矛盾，如被告认罪及求情后不可获得较低刑罚，对被告构成不公平；原审法官考虑吕的求情因素，强调低量刑起点以向公众发出讯息，认罪及求情可获较低刑罚。

常任法官李义问到，彭会如何诠释条例所指情节严重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彭认同“不少于5年”是指判囚至少5年，但香港量刑原则一直都会考虑被告认罪及求情因素，虽然《香港国安法》第33条只提出3种情形可从轻或减轻处罚，包括自动放弃犯罪、自动投案、提供重要破案线索或揭发他人罪行，但被告认罪及求情因素亦理应可减轻处罚。

周则回应，《香港国安法》条例的用字已反映属强制性，另举例指严重罪行如谋杀罪亦有特定刑期，不论情节一律判处终身监禁，故《香港国安法》亦可合理地为“情节严重”罪行订下刑期下限。

首席法官张举能提出，判刑时考虑求情因素是比重问题，惟上诉庭指“并非所有求情因素都适用”，说法是否过于极端（putting the matter too high）。

周回应指，根据《国安法》第33条，法庭减刑时只可考虑条文中的3种情况；如打算从轻处罚，则可考虑普通法下一般适用的求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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