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考古事业，发掘的是历史文化面貌中的方方面面。古代丧葬、墓葬文化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墓葬形制自然也就成为了考古研究的重要领域。

回望先秦以来的墓葬，中国古代丧葬是很繁复的，它包含着劳动生产的印记，也有着宗教信仰的元素。墓冢当中的器具、文化遗产都代表着一个特定社会时期的政治经济面貌。

古诗有云：“雨灌殇葬,远望苍茫”，人生总有终点，古人对终极归宿的找寻影响着后人对历史沉淀的挖掘，墓葬形制的流变是历史面貌的真实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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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远古的归宿：先古三代墓葬流变

丧葬的形式是社会人文进化的旗帜之一。

在人的认知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规律与体制就会慢慢落成，并且逐步贯彻到生活起居的方方面面。死亡是一个永久的、不可回避的人文话题，同时也是生活之中应当直视的课题。

墓葬的形制在生产力、思维能力提升的基础之上，落成了独具一格的机制体系。中国远古定型墓葬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当时的坟墓根据不同居住地、不同居住者而产生差异。

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首领生前有着较高的群体地位，他们的墓葬之中往往随附有较多的劳动工具、石器饰品等等

根据现有的考古文献，可知的是石器时代的祖先们，墓冢大多规格很小，即一个小而浅的长方形洞穴。考据当时的墓葬，就能发现其中的社会发展印记。

从个人生活轨迹来看，一些私人的器具、生活用品甚至饰品，都可以展示墓主生前的生活状况和群体角色。从历史面貌来看，墓葬元素则展现了社会状况，在磨制工具盛行的石器时期，氏族首领的随葬品中就出现了很多雕琢过的玉器。

社会政治经济水平不同，墓葬形式自然也就随之发生一定的变化。从石器时代到商周时代，古人的坟墓规格有所扩大，这种变化源于商周时代挖掘工具、挖掘技术的进步。

从专业书籍来看，夏、商、西周三代大量“出现有夯土台基的大型建筑”，这些地面建筑的特征与墓葬形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封建商周王朝时期，阶级社会落成，加之青铜器的运用，使得大量的人工投入到了墓葬的建设中，对比起远古小而浅的坟冢，商周时期的墓葬已经有了多层架构和中型墓道。

墓葬形制的改变，其实是商周时期古代建筑方式剧变的折射。封建三代时期，建筑形式由地穴、半地穴转为了高台建筑，这是技术与人工力量发展的证明。而随之发生流变的古代墓葬，也开始从狭小竖穴墓室一步步发展到了深坑大墓。

但是，夏商周的建筑技术是有限的，对比起汉魏墓葬构架，三代墓葬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构建条件和基础建材的限制之下，梁架结构仍是没有形成的。“屋顶在商代还是用苫草、抹泥的办法”，从可考文献可知，精巧繁复的墓葬此时尚未成型。

二、终点的演变：两汉墓室的繁复演化

中国历史上墓葬形制的第二次大的转变出现在两汉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穴墓由之前的竖穴形制演变成为了砖室墓和画像砖墓。砖作为这一时期全新的建材，大大地解决了商周时期木材墓葬脆弱、易腐蚀的问题。

两汉时期的墓冢样式大多参照厅堂建筑，而这种特别的建构方式，其实就是这一时期人们真实居住的房屋形制。这一时期人们以生前的房屋样式作为墓葬形制的参考，体现出了汉代人追求“事死如生”的丧葬理念。

砖室墓的出现在墓葬制度上有着重大意义，两汉时期的这种丧葬架构带领着中国古代墓葬形制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当历史发展到西汉后期，墓室的组成就开始变得越来越繁复。通过更好的建筑技术进行地表挖掘，进而开辟墓道，接下来则是砖石的夯实，这些步骤逐渐累计实施，打造出的就是西汉后期独具一格的大型多室砖墓。

西汉典型的墓葬中基本都包含着墓道、墓门、以及甬道和前后墓室，复杂化的内部构造，一方面体现出来墓室主人的身份地位、审美信仰，另一方面，则展示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建筑技术的发展水平。

再看东汉时期的墓葬文化与丧葬机制，与前朝相比，此时坟冢的所在地、布局、建构风格都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首先，从建材细节上观察，西汉时期虽然使用了砖，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墓室是运用珍贵的柏木黄心材料。

而东汉的墓葬则“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也就是大量使用长方形的稳固砖材，这一转变对节省墓葬建筑的成本与提升稳定性都很有裨益。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合葬现象也在此时出现了。

合葬的体现的是中华人文情感的细腻枝节，古代历史中，合葬往往出现在家庭、氏族的丧葬当中。

而人们最为熟知的，则是历朝历代的帝王、皇后的合葬史迹。东汉时期丧葬机制随着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着潜移默化发流变。在合葬方面的，东汉皇室的一大变化就是出现了帝后同穴。

著名典籍《后汉书·皇后纪》中曾说：“及何后葬, 开文陵”，西汉时期帝后分葬的模式已经被取代了。 汉明帝临终时，也对墓葬形制和其他领域做出了简化节俭的要求。

节俭的墓葬架构机制与汉朝的政治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众所周知，大汉时期，曾经有一段文化与经济飞跃进步的安稳盛世。

这种安定繁荣的局面与当时休养生息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为了使深陷战争困扰的老百姓在新的历史阶段拥抱新生，中央大力推行恩惠休息的体制。而一种古朴、节俭的良好社会风尚也就此形成。

这种社会风尚在墓葬形制文化当中，就体现为建构成本与形式的简洁。

三、生涯的安顿：魏晋以来的墓葬形制

汉魏年间，质朴风尚盛行，整个社会都弥散良好的生活氛围。在墓葬架构方面，出现了陵园与石殿。

古代的祖先们非常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出于宗教与人文的需要，祭奠事宜成了祖先们日常不可或缺的礼制。

在汉魏年代，坟冢与陵园结合，将扫墓祭祀的宫殿也建设在同一个区域之内。这样一来，土地就被更高效的使用了，祭祀的交通成本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省减。

节俭的风气习惯与祭祀扫墓的必需，在一体式的墓葬形制之中得到了较好的统一。

古言有云：“施恩足以保天下，不施恩无以保妻子”，节俭恩惠的制度结合定期祭祀的上陵制，得到了举国上下的支持与推崇。

墓葬形制与社会状况紧密联系，它不仅仅是以具体的器具、物品和形象去展示一个历史时代的风貌和状态，更以它造成的社会影响，引发着一个时代在经济、政治等等方面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汉魏墓葬文化之中供奉祭祀的机制，就是政治清明的象征，这种形制与其他各方政策一起，巩固了大汉的政局。

到了魏晋阶段，在这个分裂割据的特殊时期，有着极其不稳定的社会局面，与此同时，也创生了复杂多元的文化形式。

南北朝的一大特质，就是两方对峙、权力更迭频繁。而少数民族的元素，更刺激着魏晋南北朝的社会风俗不断流变。在此时，墓葬的形制出现了少数民族风采与汉朝元素结合兼并的特点。

但频繁的战乱势必阻碍着魏晋南北朝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因此，此时的陵墓规模是较小的。

魏晋著名的思想家阮籍曾写过：“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魏晋时期的社会状况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较为复杂混乱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迟缓的情况下，财力物力都是很有限的。

为了满足争霸战争的需要，财政与民生收入不得不抽出很大一部分，用于兵器、粮食、车马以及衣物的制购。由此一来，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几乎没有多少创造资源了。

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就很充分地解释了，魏晋南北朝陵墓规模较小、形制较逊色的缘由。

北魏时期的陵墓形制，很好地反映了当时地社会文化元素。在迁都洛阳之后，北魏的墓葬有着汉、番结合的显著特色。

此时的墓园逐渐重新回归东汉的构造形式，同时又兼具少数民族的建筑风格。此外，在佛教文化传播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进入陵园成为了古代墓葬形制的一大突破。

这种独特的墓园构架形式，反映了佛教文化在古代中国的发扬，也暗示了人们对于诸佛菩萨的信仰开始出现。在墓葬位置的排列上，北魏时期也发展出了体系化的机制，“九姓帝族”、“勋旧八姓”和内迁“余部诸姓”，如是言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艺术、雕刻艺术蓬勃发展，在思想哲学文化大碰撞的时代，此时的文化艺术和音乐艺术都有着别具一格的魅力与风采。

比如，北魏孝庄帝的陵墓，就有艺术价值极高的石刻。这些石刻既有大汉的深沉浑厚，又有魏晋的质朴典雅。而在简朴的汉朝砖墓基础上，魏晋南北朝的墓园出现了装饰化的倾向。

大面积的雕刻、花纹分布在墙面、室内，这些独特的花纹艺术具备北方游牧民族的艺术元素，也有着宗教艺术的审美取向。

结语

中国的祖先们曾秉持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生存信念。历经长久的生活淘炼，中国人对生死问题的理解越来越深刻。

墓葬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日常建筑，扮演者归宿与安顿之所的重要角色。一个逝去的生命，曾经也展开过非常丰富的生活历史。

他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所憎所爱，都会在墓葬这个特殊的场所被凝练展现。墓葬形制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终点，人们的归宿集中起来，也就交织成为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生动画卷。

墓葬形制研究，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